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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失去了靠山，六神无主，只有默默地承认日本为他们的宗主国。

    ——本世纪（十九）最后第三年（一八九七）日本命朝鲜国王改称皇帝，并改称为大韩帝国。

    下世纪（二十）一九一○年，即清政府被中国人推翻的前一年，日本命李照签订跟日本《合并条约》朝鲜遂亡。

    朝鲜当中国的藩属一千余年，两国感情融洽，如足如手，中国对朝鲜没有任何领土野心，这一次又为了保护它，而连自己的领土都赔了进去。

    但它当日本的藩属只不过十六年，就被并吞。

    《马关条约》既然签订，中国的重大损失已成定局，然而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形势，却发生三国出面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事件。

    俄国、德国、法国联合起来向日本提出抗议，认为割让辽东的要求，过份苛刻。

    这事件的动机十分简单，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和已经爆发之后，清政府渴望俄国或其他任何一国出面干预，但没有一国肯帮这个忙。

    等到条约签订，俄国才发现它垂涎已久，远东最大的不冻港旅顺和旅顺所在地的辽东半岛，竟落到日本人手中。

    德、法两国也愿利用俄国的心理状态，向俄国和中国表示惠而不费本的友谊，作为以后索取报酬的资本。

    纯粹自私的动机，在外交词令下，看起来好像是正义的行动。

    日本无力跟三国抗衡，答应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但由中国增加白银三干万两的赎金。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清政府的当权人物对俄国感激零涕，认为俄国真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这份感激之情维持了五年，直到下世纪（二十）第一年（一九○○）俄国乘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际，突然间出兵占领面积达一百一十万平方公里的东北三省，清政府才大梦方醒。

    十六中国失败的原因在发奋图强上，日本起步比中国迟。

    中国门户开放了十年之后，日本门户才开放。

    中国发动自强运动七年后，日本才明治维新。

    但海军居世界第十一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却一举击溃了海军居世界第七位的庞然大物的中国，使全世界都大大的震惊，不得不承认中国是远东病夫。

    ——当时，欧洲人称土耳其帝国是近东病夫。

    都是发奋图强，为什么日本办得到而中国不能，不但本世纪（十九）不能，而且拖到下世纪（二十）中叶以前，仍然不能。

    这可以由对门户开放所持的态度上，得到启示。

    美国舰队敲开锁国二百余年的日本，日本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反而庆幸由于这个刺激，使日本早日惊醒。

    中国不然，像一个赤身露体而衰老患病的梦游患者，被鸦片战争惊醒后，发现自己所处的窘境，而认为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

    日本面对着巨变，内心充满着恐惧和自卑，立刻就认清必须全盘接受西洋文化，才能生存。

    中国则悻悻然怒不可遏。

    对西洋文化怀着一种轻蔑和仇视的心情，在不得不屈服时，也只勉强接受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这已是让步的最大限度。

    也就是说，日本认为万事不如人，它的改变出自内心的彻底觉悟。

    中国则始终坚持从古代传下来的儒家系统的那些儒书，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就可以了。

    中日两国有同一的文化基础，却对同一刺激，产生两种恰恰相反的反应。

    为什么会如此？我们认为主要的下列四项原因：一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二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三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四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日本于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把中国文化几乎全部接受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单单的拒绝或遗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疯狂崇拜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权向下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线狭径，爬到政权高峰。

    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

    他们异于旧有的血统上的贵族，而是一种由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贵族，即士大夫阶层。

    他们以研究儒家学派的儒书和做官为唯一职务，俸禄和贪污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再把这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

    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

    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吓。

    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像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圣人系统发言，于是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的对抗。

    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毛病要轻得多，大多数都能冷静地思考到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文化的意识形态。

    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也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比中国社会蕴藏较高的活力。

    长子继承制度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立事业。

    中国是平均继承的，每一个男子都有一份遗产，他缺少创业的刺激，如果他雄心勃勃地去创业——除非是去参加科举考试，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赞扬他奋发进取，反而会认为他不知道安分守己。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家庭，往往跟家族同义，《红楼梦》上的贾府就是一个士大夫地主家庭的典型形态，没有工作不能生产的成年人，他不必工作，只要停在家里，照样可以享受被重视的生活。

    而在老年时，尤其占优越地位，所以中国人永远在礁石保护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巨舟的保护之下。

    日本人没有礁石作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必须奋斗。

    中国政府的性质和皇族的地位，跟日本的完全不同。

    日本皇帝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是一种传奇的政治形态，日本有过将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但幕府的最高官位不过“征夷大将军”他们把天皇的权力剥夺罄尽，但从没有人想到把天皇排除，自己去当天皇。

    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力的野心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皇帝挤下宝座，由自己的屁股坐上去，并且还要用极残忍的手段对付失去权力的帝王，以免他死灰复燃。

    帝王本身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些有权力的野心家，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

    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权力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帝王的最大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官员或将领独揽大权。

    一些高级官员或军事将领，也特别用不揽大权——事实上也就是不负责任，来表示自己并不是野心家。

    西洋文化中的民主政治，主要的精神是帝王无权，权在民选的宰相和议会，而这恰恰的严重违反了中国政治传统，更触犯了权力中心最大的禁忌。

    日本天皇事实上一直没有权力，所以也从不担心丧失权力，征夷大将军归还大政，不过把权力从旧式的幕府转移给新式的内阁与国会而已。

    所以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

    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纷纷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放到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

    英明的玄烨大帝，就公开承认，绝对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有。

    以贪污为中心的官员们的结合，形成一个只有中国才有，而其他各国所无的“官场”和官场特有的意识形态，在官场中，以善颂善祷和不负责任为第一要务。

    这些跟西洋近代文化，尤其跟自然科学工业以及军备业务，不能并存。

    日本却在二开始就肃清了贪污，建立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文官制度，这是重要的分野。

    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

    石头投入酱缸只会听到“噗”的一声，苹果种进酱缸很少能发芽，即令发芽，也无法成长，即令成长，结出的果实也使人沮丧。

    中国没有力量摆脱数千年累积下来、沉淀下来的渣滓废物的污染，这是中国的不幸亅亅亅49.第四十九章：清王朝的覆灭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惊涛骇浪的大世纪，自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建立的那一天起，四千六年来，所发生事情的总和，都没有这一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那么重大，和那么严重。

    ——推翻清王朝，也结束历时约五千年之久的专制政治，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国人自己发明了三民主义，建立亚洲第一个高举主义大旗的国家。

    ——接受马克思共产主义，建立亚洲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一八国联军本世纪（二十）的第一年（一九○○）义和团在涿州（河北涿州）、保定（河北保定）一带，杀害铁路上工作的外国人，外国使馆提出交涉，那拉兰儿派守旧党另一巨头、部长级的北京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

    调查的结果在调查之前就已写好，他归来后报告说，义和团都是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

    于是那拉兰儿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

    曹福田向老太婆保证，他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所有洋人杀光。

    直隶（河北省）总督裕禄也迎接女领袖黄莲圣母到他的官署，下跪叩头，请求拯救天下苍生。

    黄莲圣母宣称，她已命令天兵天将降下大火、把外国人全数烧死。

    皇太子溥亻隽在颐和园里，一副义和团装束，自称是副领袖（二师兄）誓言扫除那些阻碍他立即登基的洋鬼子。

    于是，暴乱如火如荼，不可收拾。

    北京、直隶（河北省）和稍后任命毓贤当省长（巡抚）的山西省，全陷于义和团的风暴之中。

    外国人很少能逃出生命，妇女婴儿也不能幸免。

    不仅外国人，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洋事务有关的中国人，如带西洋眼镜、穿洋装的人，同样的恶运当头。

    跟西洋有关的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也都被焚烧。

    各国对这种流血的动乱，十分震惊，驻北京的一些使节纷纷向中国政府要求火速派兵保护。

    他们还不知道，摧毁使馆正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计划，他们认为使馆是夷狄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夷狄就会彻底的被斩草除根。

    就在本年（一九○○）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到火车站探听援军的消息，在中途被宰相荣禄直辖的军队（武卫军）刺死。

    五月二十四日，德国公使克拉德亲自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在中途被皇太子之父载漪所统率的军队（虎神营）射杀。

    北京对外电报、铁路等一切交通通讯，都告断绝，那拉兰儿认为时机已到，下令正规军跟义和团联合进攻集中在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屠杀洋人。

    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五日，那拉兰儿下诏向世界所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

    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自发的民族感情，直觉的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

    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知识，这从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可以看得出来。

    不幸落到愚昧的大小野心家之手，遂变成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

    义和团的罪恶不在义和团，而在利用义和团的守旧党，守旧党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应该了解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至少他们可以加以验证，教一个义和团念咒后，用子弹射击一下他的耳朵试试。

    在皇太后那拉兰儿召集的将向全世界宣战的御前会议上，也有人提出如此建议，但皇太子之父载漪大声吼叫说：“好的，这正是丧失民心的第一良法。

    ”这一群满族人和汉人混合的顽劣权贵，像一窝瞎了眼的猪群，愤怒的撞下万丈悬崖，凡阻止他们栽下去的人都被当作叛徒。

    宣战日期是本世纪（二十）开始的第一年（一九○○）五月二十五日。

    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宣称，他要用对付野蛮人的手段对付中国。

    于是，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共八个国家，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港登陆。

    六月十八日，攻陷天津，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

    其实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清政府正规军跟义和团数万人进攻，都无法攻破。

    但义和团系统对外虽没有力量，对内却十分凶暴。

    去年（一八九八）戊戌政变残留下来的维新党，跟在御前会议上指出义和团不可靠，主张冷静，反对暴行的官员，都被处决。

    他们把排外行动作为敲诈勒索和报复私仇的手段，随意的指称某人信奉天主教，就可杀戮。

    一个轰轰烈烈的民族自觉运动，到此彻头彻尾的变了质，北京内外成了恐怖世界。

    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距老太婆那拉兰儿向全世界宣战，仅五十五天。

    十数万赤着背、念着咒语，疯狂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