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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到北京，请求中国加封。

    可是当使节还在中途时，发生政变。

    郑昭被他最亲信的暹罗籍的部将却克里所杀。

    却克里显然恐惧中国对郑昭之死发生反应，于是改名郑华，坚称是郑昭的儿子。

    于一七八六年，再派遣使节前往北京，陈述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

    中国不知道内情，当然加封他为暹罗国王。

    暹罗和琉球都是没有经过不愉快的战争场面而归附的藩属，暹罗跟中国的密切关系，远超过缅甸和尼泊尔。

    举一个例子可作说明，当本世纪（十八）最后一年（一七九九）中国太上皇弘历逝世时，正在北京进贡朝见的两位使节，一位是朝鲜使节，另一位就是暹罗使节，他们适时的代表他们的国王，为皇帝服丧。

    ——却克里对中国虽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但对他的臣民因无法隐瞒真相的缘故，而自称为拉玛一世，并解释说，他并没有叛变，乃是另外一个将领叛变，由他敉平。

    九藩属外的进贡国中国跟藩属间的关系，可以分为若干等级。

    最密切的一级自然是朝鲜。

    中国为了朝鲜的利益和维护朝鲜的独立的跟领上的完整，所付出的牺牲是可惊的。

    但中国对朝鲜毫无所求，战争一结束，军队即行撤退。

    越南也包括在这一级之中，中国在下世纪（十九）也为援越而对法国作战。

    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意识形态方面，自上世纪（十七）明王朝灭亡，朝鲜和越南同时认为满族人不过夷狄之辈，中国在中国故土已经消灭，满族人所篡夺的只是中国的躯壳，只能算是假中国。

    中国的灵魂，即真中国，已转移到朝鲜和越南的国土——朝鲜人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越南人也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

    那就是说，中国已变成了夷狄，朝鲜、越南才是中国。

    两国对满族人的清王朝，在武力上虽然不能不低头，但从心眼里却十分地瞧它不起。

    这种心理持续约一百余年，直到本世纪（十八）结束时，才逐渐把清王朝跟中国合而为一。

    次一级的是琉球、暹罗。

    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认为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那么恭顺。

    中国皇帝怜恤它们的遥远，而喜悦它们的恭顺，所以对于两国几乎是有求必应，最得实惠的还是他们的那些使节，赏赐他们也特别丰富，每次从中国回去，都满载而归。

    第三级是缅甸、尼泊尔。

    这两个国家有时候跟中国靠得很近，有时候又比较疏远。

    中国对他们当然也不肯付出像对朝鲜、越南那样的热烈感情，只求这两个邻国不再在边界制造麻烦，就很高兴了。

    除了上述的六个藩属国外，中国还拥有数不清的贸易性质的进贡国。

    “进贡”的意义，在藩属国来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国的一种呈献，在中国来看是一种荣誉——这跟欧洲那种勒索或剥削性的进贡，完全不同。

    藩属国最大的要件之一，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国进贡。

    但仅只进贡，并不一定是藩属，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万邦之中，四周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诸如珠宝奇珍、奇异的动物植物，以及美女株儒，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

    中国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就习惯于这种奉承，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

    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一向有完善的照顾。

    我们回溯八世纪时，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累积下来竟达四千余名之多，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就可了解他们所受的待遇优渥到什么程度。

    有些品格恶劣的使节，甚至还利用这种优待，进入中国国境后，就像强盗一样，沿途横暴，为非作歹。

    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缺少教养，倍加原谅。

    所以外国进贡的使节，有时候竟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祸害。

    在进贡了之后，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

    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因为它促使朝鲜的纺织业破产，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

    除了丰富的赏赐，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必然顺便（事实上却是主要的）携带大批货物，乘机做一次大买卖。

    所以若干国家不惜采取战争的压力，以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

    在这种情形下，向中国进贡的非藩属国和大小部落，多不胜数，而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世纪为最多，当时唐政府对所有进贡的国家或部落，一律封他们的国王或可汗为某州都督。

    这种州，称为羁縻州，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被封为都督的那些国王可汗，对中国文字也不认识，只不过仅是中国史学家在纸上记下的一笔而已。

    本世纪（十八）时，这种情形依旧，如哈萨克王国、布鲁特汗国（塔吉克）、布哈尔汗国（乌孜别克布哈拉）、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阿富汗王国、不丹王国、哲盂雄王国（锡金）、巴克达山汗国（阿富汗东北部）、柬埔寨王国，都是进贡国家。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进贡的性质，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北，有一个小小的坎巨提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它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星期的伙食费用）并不送到北京（那太远了）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报他们的是绸缎、银币，和茶叶。

    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中国进贡了。

    这并不是中国呆如木瓜，而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或长兄、长姊，那种天下共主责任感的综合反应，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

    ——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

    下世纪（十九）中国为朝鲜、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割地赔偿。

    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而接受实质的灾难。

    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

    十华侨除了疆土的开拓，和藩属国进贡的增多，中国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

    中国人移殖朝鲜，以及经过朝鲜进入日本，早在纪元前就开始了。

    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可能迟至第七世纪才开始。

    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才迅速增加。

    然而，中国人向外发展，不但不能像欧洲人那样，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恰恰相反的，反而受到严厉的禁止。

    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对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抛弃祖先坟墓，离开父母之国，远赴蛮夷番邦的人，十分痛恨。

    因而称他们是海贼奸民，用法律和监狱取缔他们，在这种情形下，华侨在海外遂成为被遗弃的可怜孤儿。

    可是中国沿海一带，人口稠密而土地贫瘠，东南亚却地广人稀，而且属于热带气候，谋生比较容易。

    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贿赂的方法，躲过官员们的干涉，大批向海外涌出，这些贫苦无依的亡命之徒，以做小生意开始，不久就在蛮荒的各地，建立家园，跟上著人民，相处得十分亲密。

    十六世纪之后，欧洲人向东侵略。

    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一五四二）十七世纪时，荷兰继又占领爪哇（一六一九）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

    华侨不能忍受时，起而反抗，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不但不作后盾，明、清王朝政府，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

    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惨重地打击。

    像西班牙，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一、十七世纪一六○三年（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钧在位，正行断头政治）菲律宾华侨二万余人，被西班牙屠杀。

    二、十七世纪一六三九年（清军攻明王朝，第五次入塞）菲律宾自第一次屠杀后，三十余年间，中华移民陆续增加到三万二千人。

    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杀，死二万余人，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但被列为贱民阶级，每人要缴纳负担不起的六元的人头税，而且必须改信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信教一项难不任甲国人，甲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这一点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三、十七世纪一六六二年（明王朝灭亡的次年）郑成功占领台湾，驱逐荷兰人，胜利消息使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中国人大为振奋。

    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杀，中国人武装自卫，至死不屈，但无法抵抗西班牙正规军的炮火攻击。

    结果全体中国人，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被西班牙人屠杀罄尽。

    帝国主义者的心肠都是凶恶的，西班牙如此，荷兰也不例外。

    本世纪（十八）一七四○年，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屠杀中国侨民，使河水都变成血水，史学家称为“红河惨案”中国人虽然受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但向东南亚（包括三次灭种大屠杀的菲律宾和红河盈血的爪哇）的移民不断，这是中国人弹性精神的发挥。

    到了本世纪（十八）末期，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估计有二百余万人，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独立王国，最著名的诸如：一、广东省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国，自任总统（大统制）继任元首由当地的中国移民奄。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二、广东省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三、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自任国王。

    ——下世纪（十九）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四、福建省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

    ——下世纪（十九）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

    这只是几个英雄人物，而屹立到二十世纪今天的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郑昭，还不包括在内。

    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

    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没有人保护他们。

    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如本世纪（十八）初叶，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

    到了下世纪（十九）国势衰弱，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东南亚华侨的处境，就更艰难。

    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国人被当作猪仔一样，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

    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给白种人当奴隶，期满之后，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经营小本生意，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

    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曾感叹说：“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

    ”这句话说明华侨的悲惨遭遇，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

    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而且壮大，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

    十一文字狱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

    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

    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

    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列为下表，以代表冗长的叙述：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

    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

    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可谓异想天开。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

    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

    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