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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哀求，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但朱诩钧没有任何反应。

    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同样没有反应，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诩钧视若无睹，对官员们辞职的辞呈，也视若无睹。

    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朱诩钧也不追问。

    一六一九年，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新兴起的巨敌后金汗国，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相继陷落，距沈阳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动。

    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宫门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是朱诩钧毫不理会。

    大家又转到思善门（宫门之一）外跪求，朱诩钧同样毫不理会。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

    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诩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二矿监·税监但朱翊钧这个吸毒犯的无动于衷，并不是绝对的。

    他对有些他认为重要的少数奏章，仍然会处理，如上世纪（十六）保卫朝鲜战役，奏章便很少发生投入坟墓的现象。

    事实上，三十年中，除了上述“拿下”一次之外，朱翊钧也偶尔跟宰相接触过，如本世纪（十七）初，朱诩钧曾因病危，单独接见过当时的宰相沈一贯。

    然而，朱诩钧对另外一些人的请求，他的反应却像跳蚤一样的敏锐。

    那就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矿监和税监们的奏章，上午送进皇宫，朱诩钧的“朱批”谕旨，下午就发了出来。

    其敏捷迅速的程度，使宰相们自顾形惭。

    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是大黑暗时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统的政治哲学，凡是祖先创立的制度，后世子孙绝不可以更改，而“矿监”和“税监”正是祖先创下来的制度之一。

    所谓矿产，主要的是金矿、银矿和朱砂矿，某一个地方一旦发现矿苗，皇帝就指派一个宦官前去主持，官衔是“某地某矿提督太监”所谓税收，政府本有财政部（户部）主持，财政部也本有它的税务机构。

    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一个征税系统，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简称为矿监和税监。

    在二十世纪，开矿是一件受人欢迎的生产性建设，但在大黑暗时代，却是谋杀的手段。

    宦官在最初派遣时，固然只有一个人，不过依当时官场的传统习惯，他至少拥有一百余人的随从。

    在随从中，他遴选十几个负实际责任的矿务官员，此十几个矿务官员，各又有一百余人的随从（这正是《红楼梦》所形容的“奴才还有奴才”的现象）每家以五口计算，一个矿监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身上，这种非生产的人事开支，就是最富有的金矿都无法负担，而且还不把贪污的数目计算在内。

    矿监系统自有他们的特殊办法，这办法就是一律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那只要随意指认某一个富家地下有矿苗，就可以了。

    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贿赂。

    开矿时挖掘不到或矿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随时都可被指控“盗矿”富家破产后，盗矿的罪名就延伸到穷人头上，他们被投入监狱，苦刑拷打，直到全家尽死，或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

    一个矿场即令枯竭，也不能关闭，因为关闭后五千余人的生路便告断绝，所以全部开支，包括呈献给皇帝的数目，都由当地人民承担。

    税监跟矿监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铺税，东海沿岸的盐税，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海外贸易税，成都的茶税、盐税，重庆的木税，长江的船税，荆州（湖北江陵）的店税，宝低（天津宝坛）的鱼税、苇草税。

    普通税吏本已是烂污人物，但比起税监系统，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婴儿。

    税监系统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说他漏税，这个商店纵然破产都不能清偿。

    除了矿监、税监，还有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

    前者如采办木材，采办香料，采办宫花珠宝；后者如烧制瓷器，纺制锦绣绸缎。

    他们对人民的伤害，不亚于矿监税监。

    用采木作为说明，在采购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个沉痛的谚语：“入山一千，出山五百。

    ”形容采伐一根供皇帝建筑宫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余人，才能砍倒和运出丛山。

    四川人民一听到采木的宦官驾到，无不惊恐。

    宦官系统因有皇帝支持的坚强背景，他们的凶暴更甚于官员和乡绅，甚至骑到官员和乡绅的头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

    最闻名于世的湖广（湖北省及湖南省）税监陈奉，就是其中之一。

    他不但征税，还公开地抢劫行旅，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

    他手下的税吏在武昌（湖北武汉）经常假借着缉查私货的名义，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勒索财物，稍为不满意，就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用酷刑追缴漏税。

    一六○一年，即本世纪（十七）第二年，武昌就因税吏强奸一位妇女的案件，激起大规模暴动，二十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一个宦官竟有如此庞大的卫队）向抗暴群众冲杀，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

    群众更为愤怒，生擒了陈泰最亲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长江。

    云南税监杨荣，比陈奉还要厉害，群众起来攻杀他的随从，杨荣就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指挥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

    一六○六年，民变与兵变结合，突击杨荣，把他杀掉。

    罪恶的根源事实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杨荣事件后，就发生一件肉麻当有趣的反应。

    酒肉皇帝朱翊钧并不追问群众暴动的原因，而只对群众胆敢犯上作乱，大为震怒。

    为了加强这种震怒的效果，朱翊钧拒绝吃饭，宣称：“杨荣算不了什么，我痛心的是，那些凶手把国家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地？”朱翊钧贪财而残忍，他在宫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宫女和小宦官，一不顺眼，朱诩钧就喝令扑杀（我们应牢记他“拿下”的威风）截至上世纪（十六）一五九二年统计，死在他皮鞭下的已达一千人。

    我们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一千人”是当时大臣公开写在奏章上的。

    那一年朱诩钧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个哀哀无告的宫女和小宦官，被他杀害。

    只有一种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和颜悦色，那就是向他奉献开矿和征税所得的金银财宝。

    矿监、税监们不得不倾全力去搜刮，他们知道，如果奉献太少，触怒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吸毒犯，自己难逃一死。

    一六○二年，朱诩钧染病沉重，再邪恶的人，到了临死，都会天良发现。

    朱诩钧对深夜被召人深宫诀别的宰相沈一贯说：“开矿收税的事，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宫殿没有筑成，所以采取权宜措施。

    现在可以停止了，江南的织造和江西的瓷器，也一齐停止，宦官一律撤回。

    ”又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

    可是，到了明天，在全国都盼望那个暴君死亡的欢乐愿望中，朱诩钧却竟然痊愈。

    他清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撤销矿税宦官的事懊悔不迭，一连派出二十位宦官，到宰相所在地的内阁索回谕旨，沈一贯最初还鼓起胆量拒绝，以致平常不把宰相放在眼里的那些宦官，恐惧万状，向沈一贯叩头流血。

    沈一贯不敢再坚持，只好缴回。

    然而司礼监田义（一位有血性的宦官）向朱诩钧劝阻说：“谕旨已经颁发，恐怕无法收回。

    ”朱诩钧怒不可遏，亲自挥刀，要杀田义。

    撤销矿监、税监之事，就此告吹。

    事情已十分明白，明政府跟全体中国人民，已不能共存。

    凤阳军区司令官（风阳巡抚）李三才在请求朱诩钧停止矿税宦官的奏章上（这奏章照例地如石沉大海）有一段说话：“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在二十世纪前，中国人一直强烈崇拜祖先）；纵然对方是仇人敌人，我们都于心不忍，陛下怎么忍心对一向被你称为赤子的臣民如此？”问题是，朱诩钧硬是忍心如此。

    在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

    朱翊钧还要搜刮这些财宝干什么？这是一个谜。

    这谜于一六一四年揭晓。

    郑贵妃所生，被怀疑阴谋夺嫡的儿子朱常洵，封到洛阳（河南洛阳）当亲王，除了国库负担一个可怕的数目外，老爹老娘把从“矿”、“税”所得到的血腥钱，全部交给这个宝贝，希望任他怎么花都花不完。

    二十七年后（一六四一）民变领袖李自成攻陷洛阳，这位宝贝儿子跪在李自成面前叩头乞命，仍被剁成肉酱，跟鹿肉拌在一起，被愤怒的群众吃掉，那些财富又回到民间。

    三后金汗国崛起东北一六一六年，即朱诩钧展示威风，“拿下”事件的明年。

    位于北京东北七百公里的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女真部落一位酋长努尔哈赤，自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

    ——这是明王朝第一响丧钟，二十八年后，他们攻陷北京。

    女真民族于十二世纪时，曾建立金帝国，征服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还活捉了中国当时宋王朝的两个皇帝。

    金帝国灭亡时，进入中国境内的女真人，大部分被歼灭。

    只有遗留在故土上的若干部落，仍然存在，他们分为下列的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一野人女真住黑龙江下游一带二海西女真住东北平原一带三建州女真住图们江一带上上世纪（十五）初，明政府特地加封建州女真的酋长李满住为建州卫司令官（都指挥使）作为藩属。

    所谓“卫”即军事屯垦区。

    司令部所在的建州，即俄国海参崴稍北的双城子。

    不久，野人女真南侵，建州女真受到压迫，沿着图们江逆江而上，向西南迁移。

    明政府就先后把他们分割为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我们用下表说明：上世纪（十六）七十年代，建州右卫司令官（都指挥使）王杲最为强悍，屡次沿边劫掠。

    中国边防军军官裴承祖到他的辖区寻找逃犯，王杲竟把裴承祖剖开肚子惨杀。

    中国边防军把王杲击斩，但他的儿子阿台继续跟明政府对抗。

    到了上世纪（十六）一五八三年，辽东兵团司令官（辽东总兵）李成梁，再发动一次攻击，由建州卫所属的两位酋长尼堪外兰（苏克素护河部落）、觉昌安（觉罗部落）分别担任向导，包围建州右卫所在的古勒城（辽宁抚顺古楼村）觉昌安奉命到城中劝说投降一被阿台拘留囚禁。

    城陷落时，觉昌安的儿子塔克世首先冲进去抢救父亲，觉昌安却在大火中烧死，塔克世也在混乱中被明政府军误杀。

    这是一件缺乏积极证据，但并不是没有迹象可寻的陷害谋杀疑案。

    父子二人深入虎口，觉昌安适时的被烧死，塔克世也适时的被自己方面的军队，即明政府的军队所误杀。

    当时就传说纷纷，认为是尼堪外兰和李成梁的阴谋，目的在铲除日后潜在的敌人。

    阿台的覆灭和党昌安父子之死，使建州三卫的政治组织瓦解，部落星散，各自为政，这正是中国明政府所企求的。

    然而，塔克世的二十八岁的儿子努尔哈赤，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他跟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开国大汗铁木真的遭遇，几乎完全相同。

    努尔哈赤自幼丧母，不堪继母的虐待，离家流浪到当时中国东北重镇抚顺（辽宁抚顺）因祖父和父亲跟明政府都有密切关系的缘故，他有机会出入辽东兵团司令部（在辽宁辽阳）跟李成梁的私宅，对明政府的贪污无能和军队的腐败，有深刻的印象。

    又因广泛地跟异民族的汉人来往，使他的胸襟和智慧，日益开阔，他追求高等知识过程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他身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使他不久就成为一个受部落爱戴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

    努尔哈赤从他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十三副盔甲和叛变逃亡后剩下的数十名部众。

    他收拾残局，忍辱负重，捕杀背叛中国的同族女真人，以表示对明政府的忠心耿耿。

    再加上他祖父、父亲同时为中国牺牲，努尔哈赤遂被明政府正式任命为建州卫代理司令官（都督企事）努尔哈赤即利用这个官衔所赋予的影响力，壮大自己。

    三年后（上世纪一五八六年）他击斩尼堪外兰。

    二十五年后，到了本世纪（十七）一六一六年，羽毛丰满。

    努尔哈赤正式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以继承覆亡于十三世纪的他祖先们的金帝国的大业。

    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宣布他脱离明政府，和跟明政府对抗的理由。

    七大恨中的第一大恨就是明政府杀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其他六大恨不过一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

    发表七大恨的次年（一六一九）中国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这位在保卫朝鲜战役中全军覆没的债帅，动员精锐边防军九万人，包括从南方出击的朝鲜兵团一万人，分四路讨伐后金汗国，准备一举把这个初起的叛乱集团摧毁。

    努尔哈赤集结六万人抵抗，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鏖战六天，杨镐大败，四万五千人阵亡，朝鲜兵团投降后金，而后金汗国只死了二千余人。

    努尔哈赤乘胜进攻，一连攻陷开原、铁岭。

    这是明政府最早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出击，从此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