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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哭。

    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与父母家乡隔离。

    跟宫女的命运一样，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

    折磨死。

    但宦官比宫女更悲惨，宫女于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希望，宦官则永远不能，而是终身奴隶。

    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

    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卫自己。

    最幸运的，入宫后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

    皇帝是权力魔杖，触及——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然而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惨死去，犹如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监狱中悲惨死去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数项结论：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

    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

    三、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

    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

    五、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过他们的能力。

    六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

    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分别。

    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被外戚毒死，就是一个说明。

    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

    但跟士大夫结合可能很少，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攀附外戚的走狗。

    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别无其他选择。

    最先向外戚发动攻击的是上世纪（一）第四任皇帝刘肇。

    他与宦官郑众结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

    接着是本世纪（二）第六任皇帝刘枯，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逼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囗自杀。

    第七任皇帝刘懿逝世时，宦官孙程、王康、王国，发动宫廷政变，迎立第六任皇帝刘祐的儿子刘保登极。

    ——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嘲，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杀掉。

    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的也都杀掉。

    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

    我们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邓囗，不可能毫无警觉。

    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五十年代后，情势更趋严重。

    外戚梁冀当权，十一任皇帝刘志，继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刘缵之后，对梁冀侧目而视。

    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

    在密谋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

    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分，成为黑社会的弟兄。

    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姓戚族全体屠杀了之后，刘志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县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从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仗着眼刘志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

    这些新贵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几乎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

    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回头来跟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

    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只在皇帝面前告状而已。

    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

    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

    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

    我们把这三十一年中双方的重要斗争，列出一表：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

    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

    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因为士大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又一向自称以“仁政”、“道德”为最高的政治理想。

    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

    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

    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

    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

    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

    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

    ”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

    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

    ”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

    注意阳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马屁而逐步升迁，但他本质仍是士大夫。

    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

    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

    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

    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魔杖就在他们身旁。

    十二任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

    ”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

    像阳球杀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

    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人惊慌失措。

    士大夫阶层如果稍为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

    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热，以致引起一六六年宦官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和为期十八年之久的党锢（褫夺公权并禁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糜烂。

    双方最后一次决斗发生于一八九年，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官袁绍跟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结合，密谋铲除宦官，何进的妹妹何太后坚不同意。

    于是，天下最愚蠢的阴谋诡计发生了，袁绍建议：密令驻屯在河东（山西夏县）的大将董卓，统军向洛阳进逼，扬言要肃清君侧——讨伐宦官，用以胁迫何太后。

    另一位禁卫军官曹操反对，他说：“对付宦官，一个法官就行了。

    却如此转弯抹角，诱导叛变，恐怕能发不能收，天下从此大乱。

    ”他的明智见解阻挡不住浆糊脑筋，蠢谋开始执行。

    宦官得到消息。

    把何进诱进皇宫砍头。

    袁绍遂率领禁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入皇宫，对宦官作绝种性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纪较长的洛阳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被误会是宦官，也遭到灾祸。

    当袁绍攻入皇宫时，宦官张让挟持着新即位的十三任皇帝刘辩，突围向北逃走，逃到黄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阳追兵赶到，张让投黄河自尽。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到此结束。

    宦官彻底失败，但士大夫的胜利却是悲惨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据说只有一位宦官，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贡献，本世纪（二）○○年代，宦官蔡伦发明纸张。

    从前写字著书，需要用刀刻到竹片上，或写到绸缎布帛上。

    竹片太重，绸缎太贵。

    蔡伦改用树皮做原料，制成纸张后，于一○五年奏报给皇帝刘肇，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张。

    到本世纪（二）末叶，造纸术有长足进步，已有精致的“左伯纸”出现。

    七佛教·道教·黄巾现在，我们叙述第一次宦官时代中所爆发的黄巾民变。

    它是中国最大的农民暴动之一，跟当时开始鼎盛的两大宗教相结合，反抗暴政。

    这两大宗教，一是佛教，一是道教。

    佛教据说于上世纪（一）六十年代传入中国（我们不妨推测，纪元前二世纪张窍通西域时，可能就带了进来）东汉王朝第二任皇帝刘庄曾梦见一个金人。

    有学问的大臣就告诉他，金人是西域（新疆）的一个被称为“佛”的神祗。

    刘庄随即派遣官员蔡忄音去西域求佛，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传入。

    蔡忄音于六五年出发，两年后（六七）返国，随同他来的有两位外国籍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和白马驮着的佛教经典。

    刘庄特地在首都洛阳东郊。

    建造一座白马寺，招待这两位高憎并安置经典。

    不过事实上，白马到中国的六十年代时，佛教在中国已经大大地流行，亲王刘英——刘庄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举国皆知。

    道教是纯中国宗教，没有人知道它确实的诞生日子。

    道教跟道家学派有密切关系，老庄哲学的玄虚无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种飘渺幻境。

    道家学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转变为“阴阳家”介乎学派与宗教之间。

    这种以炼丹炼金，求长生不死药的高级巫师，被称为“方士”深受历代帝王的欢迎。

    以后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转变为念咒画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士中一位大亨张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鹄鸣山修炼。

    他用符咒为人治病祈祷，称“太平道”追随他的门徒，都要奉献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儿子张衡继承。

    张衡死后，儿子张鲁继承。

    张鲁时已到本世纪（二）末叶，各地混战，政府因他拥有群众力量，委派他当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但要到三百年后五世纪时，名道士寇谦之出世，才确定“道教”名称，并确定尊奉李耳为教主、《道德经》为经典、张道陵为先知。

    我们要特别注意，“道教”跟“道家”不同，犹如“狗”跟“热狗”不同一样。

    羌战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六九年被压平，东汉政府胜利的代价之一是；没有被战争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区，因军需孔亟，在苛捐杂税和官员贪暴，以及地主剥削重重迫害之下，引起大规模的逃亡和民变。

    逃亡和民变又引起因劳力缺乏而产生的水灾旱灾蝗灾。

    水灾蝗灾又引起农村破产，到处发生人吃人的可怕饥馑。

    政府中宦官跟士大夫正斗争的如火如荼，没有人关心那些在死亡中挣扎的农民。

    农民为了生存，遂逐渐集结在一个标帜“黄巾”之下，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黄巾标帜下农民运动领袖张角以他的家乡巨鹿（河北宁晋）为根据地，供符咒传教，一方面称太平道，一方面又称弥勒佛再世，成为佛道二教的混血儿。

    传教十余年，门徒有数十万人。

    张角分全国为三十六“方”每方一万人，用四句话作政治号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甲子年是一八四年，一八四年遂成为贫苦农民的盼望。

    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都出现“甲子”字样，人心振奋。

    甲子前一年（一八三）年终，张角的门徒马元义潜入首都洛阳，联络宦官作为内应，准备明年日期到时，夺取首都。

    可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内奸或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像基督教的犹大一样，向东汉政府告密。

    就在一八四年一月，马元义被捕，被最残忍的车裂酷刑处死。

    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张角。

    张角仓促间下令起兵，一夜之间，百万以上的农民，掀起暴动。

    他们用黄巾裹头，以分别敌友。

    一八四年距羌战平息，仅十五年。

    东汉政府用以讨伐羌部落的军队，恰好用以讨伐黄巾。

    那些凉州（河西走廊）部队在血腥中成长，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无法与他们对抗，尤其是张角又恰好病死，失去领导中心。

    于是这一历史性的农民暴动，只支持了十一个月，就被分别击溃。

    然而，这个世界却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

    凉州部队开始轻视中央政府，大将之一的董卓，当中央征召他到洛阳担任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时，他不愿放弃军权，拒绝接受。

    偏偏又遇到两个浆糊脑筋何进与袁绍，利用他来胁迫何太后。

    八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九年，当洛阳追兵在黄河南岸小平津从宦官手中救出皇帝刘辩时，董卓率领大军，适时的赶到，刘辩就在凉州兵团护驾下，返回首都洛阳。

    八三十一年改朝换代混战董卓到了洛阳后，他的凉州兵团马上把洛阳控制。

    中央政府原来那些分属于袁绍、曹操的禁卫军，在凉州兵团面前，噤若寒蝉。

    袁绍、曹操知道已无能为力，先后逃走。

    董卓忽然高兴地发现，他控制首都就等于控制皇帝，控制皇帝就等于控制全国。

    他本来只是一个地方部队的将领，现在成了全国主宰。

    太快的形势变化，使他把政治看的太过于简单。

    认为现在什么都有了，只缺少威望，而建立最大威望的最大妙法，莫过于把旧皇帝废掉，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