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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

    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

    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

    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

    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从这些措施，我们可发现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的社会主义，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二二十一年改朝换代混战王莽的社会改革是伟大的措施，但他彻底失败，他的生命和他的王朝也跟着一齐丧失。

    我们可为他归纳出下列五项使他失败的原因：第一王莽是忠实的儒家学派之徒，而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是崇古。

    所以王莽的眼光不是向前看，却是向后看。

    他对他诊断出来的社会病态的治疗，认为只要吃下古老儒书上所用的那些古药，就可痊愈。

    像土地重新分配，固然很好，可是王莽坚持恢复井田，却根本做不到。

    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仅这一点，就注定他必然跌倒。

    第二那个时代还没有推动这么庞大改革的技术能力，像贷款利息和所得税，都是“纯利”的十分之一，这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当时恐怕很少有人可以胜任。

    同时，即令有此人才，王莽更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干部集团去执行。

    但他仰仗的却只是行政命令，把所有责任都加到行政官员身上，而行政官员大多数又都腐败无耻（注意。

    这是中国传统的严重病态，直到二十世纪，才获得改善）于是善政的蓝图反而变成暴政的行为，民变因之燎原般爆发。

    第三王莽没有办法控制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击。

    土地国有使地主怨恨，禁止奴隶买卖使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怨恨，强迫劳动使贵族和一些地痞流氓寄生虫怨恨，禁止铸钱使富豪怨恨。

    这些怨恨容易掩盖因改革而受益者的欢呼和感谢。

    一遇机会，就向改革反击。

    第四王莽机械的迷信制度万能，他认为“制度确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改革制度上，更糟的是他用儒家学派所特有的繁文缛节，不惮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全都取消，一律恢复“古代”原名。

    改的太多，以致没有人能够记得住。

    这种改革应该是不必要的，但王莽懔遵儒家“正名”学说，却特别认真，而也就在这些小事件上，按下大失败连锁反应的电钮。

    西汉政府对西南夷诸部落酋长，大都用王爵羁縻，这不过是不费一文的虚名，王莽却改封他们侯爵。

    句町王拒不接受（句町国，云南广南）首先起兵叛变。

    王莽又把西汉政府颁发给匈奴汗国单于的金印（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皇帝的印称“玺”“章”只是普通人的印，乌珠留若囗单于气冲牛斗，遂跟中国断绝关系。

    南北两边大规模讨伐战事，征兵征粮，引起骚动与饥馑，骚动与饥馑引起遍地陈胜、吴广式的暴动。

    第五王莽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经济思想家，但不是一个政治家。

    政治家永不会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王莽却恰恰认为自己如此，因之他不能容纳与他意见相异的建议，而固执的坚持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见解。

    所以他对句町国和匈奴汗国的反抗，采取迎头痛击政策。

    对因饥饿而抢掠的变民，采取高压政策，遂使形势更加恶化。

    本来已经被王莽避免了的改朝换代的大混战，在他上台之后，仍然出现。

    这一长期的流血，自纪元一七年吕母——吕家老太太起兵开始，到纪元三七年短命的割据政权——汉帝卢芳逃入匈奴，东汉王朝再度统一中国为止，前后继续二十一年。

    我们选择前十年起兵叛变的一些重要的野心家和英雄人物，列为下表：上表所列，仅是前十年崛起的人物。

    后十年中继续崛起的，还有被称为“铜马贼”、“五校贼’等数个变民集团，每个集团都集结兵力达十万百万人之多。

    全国处处是变民集团建立起来的营垒和政权，像王歆占据下邦（陕西渭南）蒋震占据霸陵（陕西西安东）刘永死后，他的儿子刘纤继位梁王。

    魄嚣死后，他的儿子隗纯继位称王。

    中国国土上，一片混战。

    三东汉王朝建立中国历代民变，性质上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官逼民反的抗暴群众，像吕母、邓奉。

    吕母的儿子被海曲县长诬陷，死于冤狱，她就散去家产，结交壮士，攻杀海曲县长，然后乘船入海，成为“海盗”邓奉本是刘秀的部将，但当他请假回乡，发现刘秀的军队奸淫烧杀的罪恶暴行时，他号召人民反抗。

    第二类是饥饿的群众，像绿林兵王匡，政府不能照顾他们，他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

    他们逃亡到比较容易活下去的地方，集结起来抢劫富人的粮食财物。

    饥馑在中国历史上占重要地位，它是大动乱大革命的原动力。

    第三类是自卫性的联合，县城和村落，为避免刘秀军队之类的奸淫烧杀，往往联合起来，武装自卫，当力量够大的时候，或对抗政府的政令，如魄嚣；或作为与政府合作的资本，如窦融。

    第四类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像刘望、刘永、刘玄，本来是西汉王朝刘姓皇族，因新政府的兴起而降为平民，他们连做梦都在盼望摧毁现状，恢复过去的权势。

    第五类是野心家，大野心家如公孙述、刘秀，想当皇帝。

    小野心家如力子都、爱曾，只求在一方面称霸过瘾。

    只有政治家才会正确的处理民变问题，王莽不会。

    他迷信警察和军队的力量，认为只靠监狱和屠杀，就可以根绝叛乱。

    结果是民变更多更烈。

    纪元二三年，以刘玄为首的变民集团，攻陷固若金汤的常安（新王朝把长安改称常安）王莽被杀，新王朝覆亡，政权只维持了十五年。

    一场本可以歌颂的社会改革，化成一个悲剧，在流血中收场。

    王莽死后，全国各地震慑于刘玄的皇帝血统和击杀王莽的威望，一致拥戴他当中国皇帝。

    这是一件千年难逢的奇迹，紊乱一团糟的庞大帝国，霎时间恢复秩序。

    可惜刘玄所建的汉政府，由一群无知无识的人物组成。

    三个月之前他们还在荒野中大喝小叫，三个月之后忽然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还没有被训练出领导能力。

    于是，各地民变再度蜂起。

    这一个奇迹政权，从纪元后二三年到二五年，勉强支持三年。

    号称“赤眉”的变民领袖刘盆子（他们把眉毛涂成红色，以区别敌我）攻陷长安，刘玄被杀。

    混战结果，变民首领之一的刘秀取得最后胜利。

    纪元后二五年，他自称皇帝；用武力把其他变民集团，一一消灭，再度使中国归于一统，建都洛阳（河南洛阳）他称他建立的王朝仍为汉王朝，跟刘玄一样，表示是覆亡的西汉王朝的中兴。

    但因为他建都洛阳，史学家却称它为东汉王朝，并追称刘邦建立的王朝为西汉王朝。

    二十一年大混战于纪元三七年结束，但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却不易恢复。

    我们将几个重要地区战前战后人口减少情形，列表作一比较，即可看出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

    这些减少的人口，大多数都是饿死、病死，或被屠杀。

    其余则不外战死或逃亡。

    改朝换代型混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

    我们对千千万万死难的亡魂，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儿童和无助的妇女，怀有深切悲痛。

    四匈奴汗国的再分裂匈奴汗国跟新王朝反目，引起王莽的军事行动。

    纪元后十年，王莽动员三十万大军，派遣十二员大将，分兵十二路，同时并出。

    可是还没有集结完成，匈奴汗国就大规模向中国沿边攻击，作摧毁性的破坏。

    于是王莽继续向后方征兵征粮，转运千里，战土老弱，或死或逃，田地荒芜，饥馑四起，官吏乘机暴虐，民变不可遏止。

    新王朝覆亡之际，应该是匈奴汗国复兴的良机。

    可是天灾人祸使他们不但不能掌握这个良机，反而更形微弱。

    四十年代中，匈奴汗国一连几年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

    东方新兴的强敌乌桓部落又不断侵袭，匈奴势力范围萎缩至蒙古哈尔和林及以南地区，大批人畜死亡，国力大衰。

    更糟的是，到纪元四八年，南部八个大部落另行推举一位亲王当单于，也称呼韩邪二世单于。

    这位呼韩邪二世单于同样地归降中国，请求保护。

    于是匈奴汗国再度分裂为二，南匈奴汗国臣服中国，北匈奴汗国继续与中国对抗。

    到了五十年代，北匈奴汗国进攻南匈奴汗国，南匈奴不能抵抗，向中国求救。

    中国政府采取三项措施：一、把呼韩邪二世单于所属的八部人口牲畜，全部迁入长城，使他们在西河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屯垦。

    二、中国特设匈奴协防司令（护匈奴中郎将）与单于共同处理匈奴内政外交事务。

    三、另设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屯兵曼柏（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一则防止南北两匈奴复合，一则防止北匈奴向南匈奴攻击。

    北匈奴汗国当然不肯甘心，不断南下突袭，使中国北方沿边郡县，白天都得紧闭城门。

    本世纪（一）六十年代之后，中国国力恢复，开始对北匈奴反攻。

    七三年，大将窦固出酒泉（甘肃酒泉）西进，直到天山，占领北匈奴汗国最肥沃的耕地之一伊吾卢（新疆哈密）留兵屯垦。

    另一位大将耿秉出张掖（甘肃张掖）北进，深入三百公里，直到三木楼山（蒙古工则克山）北匈奴坚壁清野，向后撤退，没有受到重大创伤。

    八五年，北匈奴汗国的七十三个小部落投奔南匈奴汗国。

    八七年，位于乌桓部落北方新茁壮起来的鲜卑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也向北匈奴侵略，北匈奴在迎战中大败，优留单于被杀，内部混乱，又有五十八个部落共二十八万人，进入长城，归顺南匈奴汗国。

    中国乘北匈奴内外交困，及时的与南匈奴组织中甸联军，给予最沉重的一击。

    八九年，中国大将窦宪出朔方（内蒙古磴口）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内蒙古包头）南匈奴休兰尸逐侯囗单于出满夷谷（内蒙古固阳北）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挺进，深入瀚海沙漠群一千五百公里，到稽落山（蒙古古尔班察汗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

    北匈奴主力在中国强大攻击下崩溃，北匈奴单于（历史上未记下他的名字）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

    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

    两年后（九一年）窦宪再派遣大将耿夔、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企图一举把北匈奴汗国消灭。

    耿夔统军急进，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把北匈奴单于包围，北匈奴再度崩溃。

    皇太后亲王以下五千余人，全部被俘。

    只北单于在混战中突围，向西逃走。

    ——这一次战役，对中国固然重要，但对西方世界更为重要。

    北匈奴汗国残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

    三百年之后四世纪时，终于侵入黑海北岸，引起推骨牌式的民族大迁移。

    原住在黑海北岸的西哥德部落，向西侵入多瑙河上游。

    原住在多瑙河上游的汪达尔部落，向西侵入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野蛮民族，无法抵御，而终于沦亡。

    北匈奴汗国西迁后，只剩下南匈奴汗国，永远成为中国的臣属。

    ——匈奴汗国（也就是南匈奴汗国）在形式上仍继续存在一百余年，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再重要。

    二一六年时，它最后一位元首呼厨泉单于从当时的王庭平阳（山西临汾）去邺城（河北临漳）拜会当时中国的宰相曹操，曹操把他留下。

    下令将匈奴汗国分为五部，每部各设立一个都督，直属中国中央政府，单于名位撤销。

    这个煊赫一时，立国约四百三十年的庞大国度，终告灭亡。

    五班超再通西域中国因为陷于改朝换代大混战，无力西顾。

    西域（新疆）遂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远离中国而去。

    莎车王国（新疆莎车）雄心勃勃，想乘此机会，用武力统一西域，不断向其他国家攻击。

    四五年，车师后国（新疆吉木萨尔）、鄯善（新疆若羌）、焉耆（新疆焉耆）等十八个王国，联合派遣王子到洛阳作为人质，请求中国派遣总督（都护）可是中国在大混战之后，人口锐减，国力不足，而北方的匈奴汗国仍然雄峙，东汉政府不得不拒绝他们的请求，送请王子回国。

    各国听到消息，十分恐慌，向敦煌郡长（太守）建议；“中国不派遣总督，我们不能勉强。

    但是请许可王子们暂时在敦煌居住，表示中国并没有遗弃我们，总督随时可到，希望能阻吓莎车的侵略。

    ”可是，到了明年（四六）王子们耐不住敦煌的寂寞，纷纷逃回本国。

    莎车王国这才发现中国不会派遣总督，大为高兴，侵略更加激烈，大败鄯善兵团，并击斩龟兹国王。

    鄯善王国再请求中国派遣总督，并警告说：“中国如不派遣总督，我们无法抵抗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