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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

    ”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的缓缓出现。

    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

    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

    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的向前平视——必须爬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

    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囗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

    宴会进行中，再顺序的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

    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

    ”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

    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但皇帝老爷也可借此良机，予以免职或砍头。

    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

    刘邦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

    ”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把部长）赏黄金五百斤，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

    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叔孙通真是圣人。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

    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

    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儒家学派虽然在技术上博得皇帝的欢心，但因为正逢黄老政治时代，所以只能保持官位，不能对政治发生影响。

    另一位博士辕固生就比叔孙通倒霉，他稍为对李耳、庄周表示不满，窦太后就教他赤手空拳到兽栏里打野猪，幸亏当时皇帝刘启暗中给了他一把刀子，才算没有送掉老命。

    后来，宰相赵绾也曾经计划排斥其他学派，窦太后把他逮捕下狱，赵绾自杀。

    但窦太后逝世（前一三五年）后，黄老政治无形中终止，儒家学派的好运气来了。

    刘启的儿子刘彻于纪元前一四一年即位，在宰相卫绾的建议下，于次年（纪元前一四○年）举办一次全国人才总选拔，为国家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国家管理人才，由皇帝亲自考试。

    刘彻那一年十七岁，正是一个只欢喜游荡的大孩子，这考试当然由卫绾代表作主。

    卫绾是儒家学者，儒家学派人士遂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唯一的国家管理人才。

    一位专门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邪说妖言。

    他建议：“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

    ”卫绾把他列为第一名，亦即皇帝把他列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见，既然经过皇帝采纳，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

    于是，一个重大的巨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内，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

    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限制范围，只能研究《五经》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定于一尊。

    其他学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邪说”、“妖言”禁止阅读研究，遂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

    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

    第二，儒家学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五经》和孔丘的思想。

    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

    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因而增加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第三，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

    那种连纪元前四世纪孟轲时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丧，此后却逐渐推行。

    一个中国人，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时间，不允许作任何事情，只能每天悲悼他的父母。

    除了这个最严重的一环，其他跟着而来的礼教，更多如牛毛，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生都为此紧张。

    有些项目，像“避讳”之类，简直使人不堪负荷。

    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

    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时代，比道家思想时代——黄老政治，更多出五十倍的时间，直到纪元后二十世纪，因受到崭新的西洋思潮的冲击，才告衰退。

    所以，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到，中国历史是在儒家思想——复古和保持现状的实践之下。

    黄老政治带给当时中国空前的繁荣，虽然黄老政治终止，但繁荣仍在。

    仅以马匹而言，○○年代时，宰相只能坐牛车，皇帝当然有马车，但想要四匹颜色相同的马，都找不到。

    可是五十年代时，中央政府仅养在首都长安的马，就有四十万匹。

    民间大街小巷，处处是马，而且竞争着只骑雄马。

    对不可一世的匈奴汗国，反击的时候已到。

    中匈两国之间，由于和亲的缘故，边境久久没有大的冲突。

    当中国反击行动于六十年代开始时，采用的是诱敌先发的策略。

    前一三三年，大将（将屯将军）王恢统军三十余万，埋伏马邑（山西朔州）左右山谷之中。

    马邑豪民聂壹，跟匈奴一向有商业上密切的往来，他把两个死囚的人头悬挂在马邑城门上，告诉匈奴间谍说，他已把马邑首长杀死，请匈奴乘虚进击。

    军臣单于信以为真，亲自率领十万骑兵，从武州塞（山西左云）入境，直指马邑。

    行军一百余公里，距马邑尚有不到一百公里时，只见牛羊遍野，不见牧人，感觉到有点异样。

    于是攻陷附近一个塞亭（降望台）俘虏了一位雁门郡（山西右玉）的官员，要杀他时，那官员泄露了全部机密，军臣单于大惊说：“是天老爷把你赐给我们。

    ”把那官员封为天王，急令撤退。

    中国毫无所获。

    这一场阴谋奇计，虽然落了空，但中匈两国五十年之久的和睦邦交，从此破裂。

    匈奴汗国又恢复从前那种大规模的侵略行动。

    可是，形势已不是从前，中国的反应十分严厉，立即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

    马邑之谋四年后（前一二九年）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出上谷（河北怀来）、代郡（河北蔚县）、云中（内蒙古托克托）、雁门（山西右玉）四路进击。

    明年（前一二八）卫青与另一大将李息分别出雁门、代郡进击。

    又明年（前一二七）卫青、李息再出云中向西迂回进击，这一次开始有大的收获，匈奴大败，中国再度把匈奴驱出河套，就在河套沙漠与黄河之间，兴筑朔方城（内蒙古杭锦旗北）三年后（前一二四）卫青率六位将领，分别出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右北平（内蒙古宁城西南）、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三路进击，深入匈奴汗国三百公里，俘虏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人，牛羊数近一百万头。

    明年（前一二三）卫青再率六将领出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进击。

    这一次中国吃了败仗，大将苏建所率领的三千人骑兵团，全部覆没。

    另一大将赵信于兵败后投降匈奴，因赵信深知中国内情，匈奴汗国像宝贝一样看待他，特地为他兴筑了一个赵信城。

    两年后（前一二一）中国二十三岁的大将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挑）进击，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东南胭脂山）五百公里，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时用的金人。

    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作第二次进击，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深入一千余公里，杀虏三万零二百人。

    霍去病一年中两次空前胜利，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

    而河西走廊正是匈奴汗国浑邪王的防地，伊稚斜单于大怒，迫究失败的责任。

    浑邪王恐怕被杀，就带着他的部落和他的土地，向中国投降。

    这对匈奴汗国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们衷歌：“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繁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焉支山所产的红色染料，可作为妇女的化妆品，中国“胭脂”一词，即由此来。

    中匈战争这样延续了十五年之久，进入八十年代，才算有一出定性战役。

    匈奴汗国也知道昔日光荣已经过去，所以采纳降将赵信的建议，认为中国军队不能深入沙漠，就把国境线后撤，单于远走瀚海沙漠群以北。

    中国当然不会罢手，纪元前一一九年，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向匈奴总攻。

    卫青兵团深入匈奴汗国五百公里，伊稚斜单于仓促迎战，大败，向北突围逃走。

    卫青追击到寅颜山（蒙古哈尔和林西南）赵信城，不见敌踪（就在这一战，名将李广在沙漠中迷失道路，自杀）霍去病兵团深入沙漠一千余公里，杀虏七万余人，而匈奴汗国当冒顿单于最盛时，控弦战士不过三十万人。

    霍去病追击到狼居胥山（蒙古肯特山）不见敌踪。

    这是对匈奴汗国最重要的一战，从此瀚海沙漠群以南再没有王庭，匈奴汗国对中国已不像过去那样，构成生存上的威胁。

    前一一五年及稍后时间，中国更在浑邪王故地河西走廊，设立四郡：酒泉郡（甘肃酒泉）、武威郡（甘肃武威）、张掖郡（甘肃张掖）敦煌郡（甘肃敦煌）这块土地从此成为中国的领土，直到今天。

    当中国准备反击匈奴汗国的时候，想起了匈奴汗国的一个仇敌——月氏王国。

    这王国本来立国在河西走廊，首都设在张掖（甘肃张掖）是一个大国。

    但在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代，被匈奴汗国击溃，国王的头骨被老上单于（冒顿单于的儿子）当作尿壶。

    全国向西逃亡，一直逃到中亚威海以南、阿富汗以北地区定居，定都蓝市城（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市）中国盼望跟月氏王国结盟，对匈奴东西夹攻。

    以中国人的想法，月氏王国对匈奴有杀父灭国的深仇大恨，一旦听到有报仇复国的机会，一定非常感激。

    中央政府征求使臣，成固（陕西城固）人张骞应征，跟他有同样勇气的还有一百余人。

    月氏王国距中国首都长安，直线三千余公里，那时中国西界只到金城（甘肃兰州）过此便是匈奴汗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

    而祁连山南麓，又有杀人掠货的羌民族部落。

    更西则是西域，风言风语的传说，西域全是无边无涯的沙漠和沙碛，暴风时起，天翻地覆，光天化日之下，处处鬼哭神号。

    又有寸草不生的咸水（罗布泊）举目荒凉，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往往走一个月不见人烟。

    也没有正式道路，行旅只有沿着前人死在途中的枯骨，摸索前进，那是一个恐怖而陌生的地方。

    纪元前一三八年，张骞跟他的使节团从首都长安出发，向他们毫无所知的，充满险恶死亡的西北蛮荒深入。

    他们一开始就遇到恶运，进入河西走廊后不久，就被匈奴汗国捉住，当发现他们是前往月氏王国时，军臣单于火就更大了：“这是什么话，月氏王国在我之西，中国怎敢越过匈奴，跟他们来往。

    如果我派使节去南越王国（广东广州）中国准许通过吗？”下令禁止离境，但尊敬他们是英雄人物，所以每人介绍了一位匈奴小姐作为妻子。

    这样转眼十年，到了七十年代第一年（前一二九）张骞跟他的伙伴，不忘使命，抛弃妻子，向西逃走。

    终于逃到大宛王国（乌孜别克卡散赛城）大宛把人送到康居王国（哈萨克突厥斯坦）康居再把人送到月氏王国。

    然而，月氏王国现在十分富裕，比在河西走廊故地要舒适多了。

    现任国王是死王的孙儿，对祖父的感情又隔了一层，所以，没有人想到报仇复国的事。

    张骞在月氏王国住了年余，失望而归。

    在归途中，第二次被匈奴巡逻兵捉住，又禁止离境。

    纪元前一二六年，他再度抛弃妻子，从匈奴逃走，他的妻儿听到消息，狂奔来随，可是追兵已至，张骞只抢到一个儿子，妻子跟另外一个幼子，被追兵隔断，永远诀别。

    张骞出使时一百余人，十二年后，回到长安，只剩下两个人——张骞和他的堂邑（江苏六合）籍忠实仆人甘父。

    张骞这次出使，虽没有达成原来盼望的政治目的，但他为中国人发现了一片比当时中国还要广大的新的世界。

    他的贡献，只有以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以相比。

    张骞在月氏王国游说时，曾到过大夏王国（阿富汗东北部）发现有蜀郡（四川成都）出产的布匹和邛崃山（四川荥经）出产的竹子。

    大夏人告诉他：“从身毒王国（印度）买来。

    ”张骞推测，商品可以通过身毒王国，那么，人马当然也可以。

    也就是说，不必再冒被匈奴捕捉扣留的危险，改从蜀郡出发，到达西域，当更为安全。

    这设计得到皇帝刘彻的支持，遂引起中国对“西南夷”的开拓。

    纪元前一二一年，匈奴汗国浑邪王投降，河西走廊成为中国领土，于是中国跟西域直接接触。

    张骞再提出跟乌孙王国（吉尔吉斯伊什提克）结盟的建议。

    乌孙王国原在河西走廊西部，跟月氏王国为邻，后来被月氏驱逐，西迁到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是一个横跨伊